为什么天主教圣经比新教圣经包含更多的书卷？关于圣经历史最引起好奇（和焦虑）的问题莫过于基督教西方两大分支为什么以及如何在《圣经》中有不同的书卷。罗马天主教圣经有73本书，而新教圣经有66本书。
这两方都声称《圣经》是他们教义的权威，尽管诚然是以不同的方式。也就是说，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声称《圣经》是他们的正典或信仰和道德的权威。在我们理解各方如何阅读他们的圣经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他们阅读的圣经之间的区别。为此，我们将详细列举那些主要的差异，讲述正典的历史，然后说明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
主要差异
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有相同的27卷本的《新约》圣经。因此，他们的圣经之间的差异与《旧约》正典的涵盖范围有关。简言之，天主教《旧约》有46本书，而新教《旧约》只有39本书。这样，天主教《旧约》多出七本书并在共有的书卷中也增加了一些内容，即《多俾亚传》，《友弟德传》，《智能篇》，《德训篇》，《玛加伯上》，《玛加伯下》，《巴路克》，以及《但以理书》和《以斯帖记》的增加内容。
新教徒将这些书统称为“伪经”，而天主教徒则称它们为“次经”。这里的“次”不是说在权威上排名第二，而只是在被接受的时间上排第二位。新教的《旧约》与希伯来《旧约》正典的内容一致（虽然书卷的顺序和编数不同），而天主教《旧约》包含这些相同的书卷外加那些“次经”。
不同的正典是如何产生的
首先我们需要避免几个过分简单化的答案， 包括新教从《圣经》中删除了一些书卷的说法或罗马天主教最终于天特会议发布了纯粹且简要的《圣经》的说法。正如我们下面要看到的，《旧约》从基督教时代的开始至16世纪的历史相当复杂。在对16世纪发生的事情做出概括陈述之前，我们必须了解正典与其他书卷之间关系的早期历史。
早期基督教历史（公元100-400年）
当早期的基督徒们从存留的希伯来文集中辨认他们的大牧人的声音时, 对“什么是《旧约》？”这个问题他们有着不同的回答。耶稣和使徒们没有为最早的教会留下一份权威书卷清单，而那时有许多极赋属灵意义的书卷以及对它们的不同意见。四世纪时的完整希腊文圣经抄本（梵蒂冈抄本、西奈抄本、亚历山太抄本）包含有其他书卷以外的许多次经书卷，这些书卷被并入《旧约》的其余部分。
当时的基督徒们显然在抄写和阅读这些书卷。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们是否认为这些书卷具有权威性是另外一个问题。此外，在三世纪的时候基督徒们开始将次经书卷作为“经文”引用。显然，他们认为这些文集很重要。尽管《新约》圣经和二世纪的作者们从未将次经书卷作为经文引用，但他们确实提到了它们，表明他们知道这些书卷 （参见如《来》11:35 所影射的《玛加伯下》6-7 中的犹太殉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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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保罗在《罗马书》3:2中的阐述“神的圣言交托他们（犹太人）”，可能导致了许多早期基督徒得出结论，即教会的旧约正典当与犹太正典一致。最早的、第二和第三世纪的萨迪斯·梅利托目录、布莱尼奥斯目录、亚历山大的俄利根目录以及四世纪的希腊目录（如耶路撒冷的西里尔目录、亚历山大的亚他那修目录、纳齐安的贵格利目录）删去了几乎所有的次经书卷（如一些目录仍然将《巴路克》作为《耶利米书》的一部分保留）。1
这些基督徒和其他人并非全然拒绝次经。相反，他们认为阅读这些次经对教化信徒有益，但它们不具有作为教义的权威性。也就是说，一级正典书卷为教会确立了教义，而二级可读书卷则阐释信徒的敬虔。这是一个关键区别，但如今常常忽略了。
“一级书卷确立了教义，二级书卷则阐释信徒的敬虔”
然而此时讲拉丁文的西部教区正在采取另一种确认方式。一些早期基督徒接受一卷书不是考虑它是否是犹太正典的一部分，而是看教会是否阅读并接受了那卷书。例如，希波的奥古斯丁和教皇诺森一世就基于这一考虑明确接受了次经书卷。但其他拉丁基督徒，如斯特利同的耶柔米和阿奎利亚的鲁菲努斯，则继续倡导更小范围的正典，而将次经书卷列入了二级书卷清单， 即有教育意义但不能确立教会教义的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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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简短的回顾表明，四世纪的基督徒在《旧约》正典的标准问题上存在分歧。根据正典清单，大多数基督徒会遵循希伯来正典的标准来确定他们自己的正典。但其他人根据教会公开阅读和接受哪些书卷来决定基督教的旧约。这两种观点在希伯来正典书卷上意见一致，但在次经书卷的地位上存在分歧，一些人将其降为次要但有教益的地位，另一些人则将其并入其他书卷。在宗教改革初期及罗马天主教回应宗教改革的天特会议（1546年）期间，这个问题仍在辩论中。
宗教改革时期及天特会议
尽管1445年前后的佛罗伦萨会议有一份包含次经的旧约书卷清单，但该清单没有给出教理定义。这就说明在天特会议之前天主教对旧约正典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例如，西梅内斯红衣主教（以其宗教大裁判官的角色闻名）、卡耶坦红衣主教（以其在1518年的奥格斯堡议会中担任马丁·路德教义的审阅者而闻名）以及伟大的天主教学者伊拉斯谟可能都会赞同早期新教徒的《旧约》内容以及正典书卷和教导性次经书卷之间的区别。但其他天主教神学家则赞同教宗依诺增爵、教宗安日纳和佛罗伦萨会议等将次经书卷纳入正典。
当天特会议于1546年召开并讨论圣经正典问题时，与会者承诺印刷佛罗伦萨会议的圣经书卷清单，但他们并不认为他们是在一劳永逸地解决奥古斯丁和耶柔米之间的辩论， 即当时的人文主义和新教学者与天主教学者之间的一场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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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天特会议发布关于正典的决议时，文中并未明确地反映这场正在进行中的辩论。相反，它给出了一份不合格的书卷清单，将次经书卷与正典书卷列为同级。然而天特会议的记录和文件却展现了另一番场景。这些记录表明，与会的神学家和教会领袖们认为，他们并没有终止长久以来关于次经书卷的辩论，尽管会议决议在没有任何限定或解释的情况下发布了一份更长的书卷清单。正如不久前一位天主教历史学家所说：“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天特会议必须为造成的误解负责。”2
从那时起，本应更了解真相的天主教护教家们开始将这一正典作为罗马天主教认同的一部分而进行捍卫。而新教徒也明白，天特会议决议将次经书卷纳入正典以便支持他们的一些教义立场。
1566年，罗马天主教神学家西耶纳的西斯度创造了“次经”一词，用以统称这些书卷和其他几本基督徒今天不会称之为次经的书卷（比如《启示录》）。西斯度所说的“次经”是指被接受时间上的第二位，而不是权威性和重要性的第二位。这些书卷被接受为教会的圣经正典比较慢，因此他称它们为次经，而新教徒们继续称这些书卷为“伪经”，显然是保留了它们与正典书卷之间的传统区分。
差异重要吗？
早在1519年，这些正典之间的差异就可感受到。在莱比锡的一次辩论中，马丁·路德与天主教徒约翰·梅尔·冯·艾克辩论了炼狱教义及赎罪券的作用等问题。当路德质疑炼狱的圣经权威性时，他提到《玛加伯下》12:43-45可能会提供一些帮助，但“由于《玛加伯上下》不在正典中”，它们仅对有信心的人有益，却不具备权威性。只有正典中的书卷才能确立教义。如果一卷书的正典地位如同所有次经书卷一样存在争议，那它就不具备足够的权威性。在这方面，路德吸取了耶柔米的观点。
1547年，即天特会议颁布正典决议一年以后，约翰·卡尔文在他的《天特会议之解药》中论到，天特会议的领袖们“在赋予伪经书卷充分的权威时就为自己提供了新的支持。从《玛加伯下》他们将证明炼狱和对圣徒的崇拜；从《多俾亚传》证明满足感、驱魔等等。他们从《德训篇》藉用更多。因为他们可以从哪里更好地提取他们的糟粕呢？”3
这些早期新教徒非常清楚，伪经书卷教授的教义与正典书卷不同，一旦罗马天主教会赋予这些书卷充分的权威，其中的许多教义也会得到完全的支持。显然，这两个正典之间的差异并非微不足道。正典意味着权威，也因此意味着对教会教导的权威支持。
“显然，两个正典之间的差异并非微不足道。正典意味着权威，也因此意味着对教会教导的权威支持”
结论
今天，由于正典不同，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有不同的圣经权威。回顾这个问题的历史让我们看到，天特会议的天主教与会者们并不认为他们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关于正典的辩论或确立了天主教的圣经，即便会议决议具有这种效果。
同样，这段历史也表明，新教徒并没有从圣经中删除书卷，因为他们的正典不仅是传统的，而且就其与希伯来正典保持一致而言，它实际上有更古老的原型。对圣经历史的了解清除了围绕这个问题的夸张描述和错误信息。
约翰·D·米德
约翰（南方浸信会神学院博士）是凤凰城神学院的《旧约》副教授兼“文本和正典研究所”联席主任，也是《六文本合参》(Hexapla) 项目的贡献者。他（与埃德·加拉格尔一起）著有《早期基督教圣经正典清单》(The Biblical Canon Lists from Early Christianity, 中文名暂译) 和《<六文本合参>片段之<约伯记> 22-42章评述版》(A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Hexaplaric Fragments of Job 22-42, 中文名暂译)。
